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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卷 第一千零三十二章 很大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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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千零三十二章很大宋

    元丰三年三月朔,王珪上奏:“臣领祥定官制所考议,以为大者建立三省:中书造命,行无法式事;门下审覆,行有法式事;尚书则奉行。”

    “又分班奏事,各得其职。所以分列执政,而互相考察,此改制正名之大统也。”

    “其下改革铨选制度,流官铨注,授职事者,皆以寄禄官品高下为准;”

    “再其下,则行《唐六典》所载官制,颁三省、枢密院、六曹条制,逐渐下抵诸路,依新制施行。”

    “从唐至今,已历百年;两朝承弃,待考而证。虽国朝纲统,事务繁杂,然如此自上而下,以臣计,两年即可水到渠成。”

    赵顼对时间表和操作步骤比较满意,点头道:“辛苦王相公了。”

    王珪继续奏道:“改制大事,干系官民,震动中外。臣以为,当以信为先,以迹为示。故应先取其易者,大者,再取其难者,细者。”

    “商鞅立木,燕昭市骨。”

    “故臣等杂取唐及宋初旧制,以原散官开府仪同三司以下,定为二十四阶,特上《元丰寄禄格》,供陛下御裁。乞请先行,以正官品。”

    赵顼打开看了,点头道:“王相公高风亮节,这个《寄禄格》,对元弼之臣推重崇隆,深孚朕望,便照此办理吧。”

    真当得起高风亮节四个字,王珪本身阶官不高,以阶易官之后,其实是要吃一个小亏的。

    但是对于那些旧臣,老臣如文彦博,富弼,吕公著他们,阶官转迁早就累积到了极高,因此赵顼说《寄禄格》推重元弼之臣,的确是事实。

    王珪心中暗喜,躬身道:“领圣旨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苏油的职务虽然还没有下来,但是也很忙。

    章惇的第三次谢表被拒绝后,第四次诏下,便乖乖领了参知政事之职,成了大宋光荣的末位常委。

    而苏油这里却发生了蹊跷,第三次谢表上去之后,第四次诏书,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诏书,迟迟不下。

    苏油也不上心,跑汴京周边官马场考察去了。

    季春的汴京郊外,风光无限。

    汴京京郊有牧监,归群牧司管辖。

    群牧司在宋、辽,西夏政府皆有设置,是掌管国家马匹的牧养、繁殖、训练、使用和收买、交换等事务。

    官有群牧制置使、群牧副使、群牧都监等。

    那两个国家本来就是游牧国家,人家的群牧司,是正儿八经的“甲兵之本,国之大利”。

    而到了大宋,光管理马政的机构就不下三处,但是却并没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。

    太仆寺,掌管皇室的用马。“后妃,亲王,公主,执政官应给车乘者。视品秩而贡之。”骐骥院,就是专门给皇家养马的部门。

    群牧司,掌管的是对国家马匹的饲养,调用。即“邦国厩牧,车臾之政令”,驿传,军方,矿监用马,多从这里边调拨。

    茶马司,则管理市马。除此之外,还有对病马老马的处理,以及监督牧马的机构和民间的养马制度,主要管民用和民间征调。

    政出多门,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。

    但是婆婆虽多,马却始终养不好。

    太仆寺坐拥天下第一等的好马,常常是不惜重金获得,然而到了骐骥院之后,要为皇家服务,第一条就是要驯服。

    去掉蛋蛋,将骏马变成慢悠悠的宠物,是骐骥院的首要目标。

    他们也的确做到了。

    群牧司也很苦,要在内地养马,用的又是传统养马法,理所当然地引来地方亲民官和老百姓们的抵触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,群牧司的官员们,坐拥如此广大的丰美土地资源,养出马来是国家的,种出粮来是自己的,所以种地它不更香吗?

    于是在他们的上奏里边,官地被私分了,人浮于事,官马场的地都在账簿上,其实大部分都被民田给侵占,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也不配合,结果牧地农地根本分不清楚,没办法好好养马,臣等尽力了……

    在这样的背景下,关西、河北、河东虽然都有马监,但出栏数量却少得可怜。

    以同州沙苑监为例,牧场九千余顷,岁耗四十万贯,但养马只有六千多,岁出栏最低时,竟然只有四十余匹!

    若非马政如此不堪,王安石也不会下决心搞保马法——变卖马场,改由民间来养马,政府有养马补贴,成马政府统一回购。

    结果搞得农耕地区怨声载道——一匹马,“废水草丰茂处五十亩”,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,死了还得赔,这样还养,这特么不是失心疯了吗?

    官府拿着牧马地种粮,我们为什么不行?承包原本官马场的土地之后,当然是种粮为主,至于养马……呵呵别闹!待俺们吃饱肚子再死!

    于是从大宋马监和民间出栏的马匹,经过挑拣后,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为可骑乘的坐骑,剩下的虽然仍算是军马,但其实只能充做邮传驿马之用。

    就像蔡确上给赵顼奏章里说的那样,“河南、北十二监,起熙宁二年至五年,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,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,馀仅足配邮传”。

    南方就更加不堪。

    福建沿海,泉州、福州、兴化军的外岛上,有十一个牧场。但这些马被称为洲屿马,不堪具装,只能做驿马;

    而华南,两广出马,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匹,也大多驽骀下乘,肩高能达到四尺二寸这个大宋战马最低标准的,百中仅有一二。

    这种马被称为羁縻马——大宋朝廷购买这些马匹,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为了收人心,羁縻西南夷。

    至于从青唐藩人买来的高原马,从青藏高原下来后容易生病,也不适合平原作战。

    所以,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却指望靠私人承包责任制,就能源源不断的喂养出海量的战马,是纯扯淡。

    于是宋境内几乎出现了一种共识,就是宋朝养马,具备先天的弱势——“冀北、燕、代,马之所生,胡戎之所恃也”。

    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给战马的养马地,只能是东北和西北。

    从北到南,从西到东,马种质量依次降低。

    即所谓“蓟北之野”,“甘凉河套”,必得“高寒之地,有长山大谷,美草甘泉,旷地千里,而诸畜繁孳也。”

    汉唐皆是拥有了这两片土地,才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。

    但大宋立国后,这两块地方,一个早已被契丹人夺取,而另一个,则在党项人手中。虽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励全国各地养马,但成果寥寥。

    江南气候不宜养马,比如饶州孳生监,熙宁年间“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,而毙者三百十有五,驹之成者二十有七”。

    数年之中,将五百六十二匹马,养成了不足三百匹,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。

    因此便有人以此为据,认为“非本性所宜,例生诸病,因致传染。”

    一匹马得病,一月之内就会感染一群,造成大量死亡。

    然而这些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,群牧司,还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病——它近十年来压根就没怎么管理过马政,人家现在充当着发改委的职能!

    当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,就领了群牧司的职衔,之后一直在那里发挥着改革先锋的作用。

    后来吕惠卿到了司农寺,于是群牧司和司农寺,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。。

    里边的人员,也都是心怀天下的大人物,天文地理道德文章,什么都懂,只除了养马和种地。

    名实不副,同样很大宋。